司马迁（前145—前87），字子长，西汉夏阳（今陕西韩城，一说山西河津）人，西汉伟大的史学家、思想家、文学家。

司马迁生于史官世家，祖先自周代起就任王室太史，掌管文史星卜。父亲司马谈在武帝即位后，任太史令达30年之久。司马谈博学，精通天文、《易》学和黄老之学。司马迁10岁起诵读古文，并接受其父的启蒙教育。渊源久长的家学对他后来治学道路有深刻的影响。后随父去长安，同当时著名经学大师孔安国、董仲舒学习《古文尚书》和《春秋》。19岁为补博士子弟。20岁随博士褚太等六人“循行天下”，开始了他的游历生活。

司马迁的足迹遍及祖国大地，他到达会稽，访问夏禹的遗迹；到过姑苏，眺望范蠡泛舟的五湖；到达淮阴，访求韩信的故事；到过丰沛，访问刘邦、萧何的故乡；到过大梁，访问夷门，并考察秦军引河水灌大梁的情形；到过楚，访问春申君的宫殿遗址；到过薛地，考察孟尝君的封邑；到过邹鲁，拜仰孔孟的家乡。此外，他还北过涿鹿，登长城，南游沅湘，西至崆峒。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壮游使司马迁开阔了眼界，增长了知识，奠定了他以后著书立说的厚实基础。

回到长安后，武帝对这个博识、学问丰富的年轻人十分重视，命他为郎中，让他带着皇帝的命令出使巴蜀，到达今天昆明一带大西南地区。

元封元年（前110年），汉武帝封泰山，司马谈以职任太史公而不能从行，忧愤而死。临终前他对司马迁说：“我死以后，你必为太史。做了太史，莫忘了我的遗愿。今大汉兴盛，海内一统，上有明主贤君，下有忠臣义士。我身为太史，而未能记载，愧恨不已。你一定要完成我未竟之业！”司马谈死后，司马迁继任父职为太史令，使他有机会读遍皇家藏书处石室金柜收藏的文史经籍，诸子百家，及各种档案史料。

太初元年（前104年），他以太史令身分和中大夫孙卿、壶遂及历官邓平、落下闳、天文学家唐都等二十余人，改革历法。经这批专家通力合作，反复计算、选择，终于在这年五月造成新历，这就是著名的《太初历》。《太初历》改以正月为一岁之首（秦历以十月为一岁之始），一月的日数为29.53天，一岁一年的日数是365.25天，这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历法，也是中国历法史上进行的第一次大改革。此后，他秉父遗志着手准备编写《太史公记》（《史记》）。

公元前99年，李陵出征匈奴时被围，在矢尽粮绝的情况下投降匈奴。消息传到长安，武帝大怒。然而司马迁却为李陵鸣不平。盛怒中的汉武帝听了司马迁的话，决定将他治罪，于是命令把司马迁判为死罪，以腐刑（宫刑）代替。不幸的遭遇，使司马迁精神受到极大刺激，曾一度想，但他想起了父亲的遗言，又以古人孔子、屈原、左丘明、孙子、韩非等在逆境中发愤有为鼓励自己，终于以惊人的意志忍辱负重地活了下来。

司马迁受“腐刑”出狱后，汉武帝任他做中书令，替皇帝管理文书。他对皇宫的观察更深刻了，这使他能在《史记》中尖锐而深刻地揭露封建统治者的黑暗和丑恶。他无论严冬酷暑，终日阅读和整理史料，细心地研究每个历史事件，每个地点、年代都认真考察，从不马虎，每一段话，每一个字都再三考虑，反复推敲、修改。公元前193年，司马迁终于完成了《史记》这部巨著。

《史记》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全书包括12“本纪”、30“世家”、70“列传”、10“表”、8“书”等五个部分，130篇，约52.6万多字。全述了从传说中的黄帝至汉武帝太初四年上下3000年间的历史。它同时也是一部文学名著，是中国传记文学的开创性著作，它的主体部分是本纪、世家和列传，其中列传是全书的精华。

《史记》既是历史的“实录”，同时也具有相当高的文学价值。它的艺术性首先表现在运用真实的历史材料成功地塑造出众多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在人物塑造上，司马迁竭力做到将历史、人物和主题统一起来，这样既写活了历史，人物也栩栩如生；他还非常善于把人物置于尖锐的矛盾冲突中，通过人物的言行来完物性格的刻画。

《史记》的叙事简明生动，尤其是富有戏剧性场景的描写，更增加了作品的吸引力。司马迁极少用排比铺张的骈文，而形成了自己朴素简练、通俗流畅，既疏缓从容、庄谐有致，又富于变化的语言风格。《史记》的语言历来被奉为“古文”的最高成就。

司马迁的《史记》在中国史学和文学史上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它既开创了中国纪传体史学，也开创了中国的传记文学。鲁迅称赞《史记》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名人名言

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

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贫一富，乃知交态。一贵一贱，交情乃见。

好学深思，心知其意。

衣食足而知荣辱同，仓廪实而识理义。

勇怯势也，强弱形也，审矣，何足怪乎。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